Netflix紀錄片《非買不可:消費大陰謀》觀後感:主題有價值、但傳達方法不佳

《非買不可:消費大陰謀》想傳達的訊息很清楚,即揭發企業使用的骯髒賺錢手段。例如,將產品設計得很難維修、以不實標誌讓消費者安心、主動投入環保以控制與論等。這些內容網上文章已足,在此想探討另一層面:紀錄片本身呈現的方式。

若要分類,本片概可歸類為參與式,因為觀眾可看到許多受訪者針對同一主題,提供自己的看法與經驗;甚至能聽到製片者詢問受訪者。如果《非買不可:消費大陰謀》通片採用傳統呈現方式,對我來說或許較能接受。但本片卻加入了另一條敘事線,並輔以大量的動畫、特效畫面,當然還有鮮豔的色彩。這讓本片又具備了展演、詩意的特質。

這條敘事線以「AI助理」的樣態呈現。助理告訴觀眾,若要獲得商業上的成功,就必須循著五個more的方式。當然,此方法與《邪教教主養成指引》一樣,不是鼓勵受眾真的去犯罪,而是讓受眾能清楚知曉這些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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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以色列的埃及天使》觀後感

本片以阿什拉夫‧馬萬(Ashraf Marwan)的事蹟為底改編而來。阿什拉夫‧馬萬是埃及總統納瑟(Nasser)的女婿,但卻長期提供以色列情報。

電影設定的基調是,阿什拉夫提供了以色列兩次錯誤情報,直到第三次時才為真。結果,以色列因前兩次的經驗,並無充足準備,在贖罪日戰爭中吃足苦頭。不過,阿什拉夫的行為,讓納瑟的繼承人沙達特於戰後領悟與以色列久戰無,雙方在美國的斡旋下簽訂和平協議。

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,阿什拉夫為了追求和平,從《狼來了》的故事衍生一計,誘發第三次中東戰爭,最後達成和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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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tflix紀錄片《光之安塔雷斯:末日教派大揭秘》觀後感:心智操控者與量刑議題

在一般邪教犯罪事件中,共犯的量刑通常也不低。例如,奧姆真理教事件,有十幾名核心共犯被判死刑,其餘的也有無期徒刑。但在安塔雷斯案中,主謀拉蒙(Ramón Gustavo Castillo Gaete)畏罪自殺,其他成員則僅被判處數年徒刑且可緩刑。當然,安塔雷斯案的規模比不上真理教,可也有觀點主張,共犯們應被判無期徒刑。

《光之安塔雷斯:末日教派大揭秘》這部智利犯罪紀錄片,描述了本案的經過。該片是參與式紀錄片,透過訪問當時的成員,親友,記者來還原事發經過。片長適中,敘事節奏與手法平穩,雖無太大的劇情張力,但仍可持續吸引觀眾注意力。

創始人拉蒙開始有宗教幻想,始於飲用死藤水減緩疼痛。後來,他跟旁人說希望稱他為「安塔雷斯」,並開始吸收教徒。拉蒙使用了各種元素而非單一,其中包括佛教的冥想、基督教的惡魔概念、卡洛斯.卡斯塔尼達(Carlos Castaneda)的薩滿元素。

但最重要的,應是當年很風行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以及死藤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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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tflix紀錄片《曼哈頓外星人綁架之謎》感想:煥然一新的外星人紀錄片

初看標題,以為和過去看的外星人紀錄片一樣,不過當本片開始後,我就嗅到了與過往不同的味道。其實,與其說這是部關於飛碟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這是部關於人性的紀錄片。

一名女子Linda Napolitano宣稱,自己曾被外星人綁架,於是寫信給當時知名的飛碟研究者Budd Hopkins,描述自己的經歷。Budd深受她的故事吸引,遂邀請Linda前來,與妻子Carol Rainey共同記錄本案。

《曼哈頓外星人綁架之謎》透過當事人與質疑者的交鋒,介紹1989年的綁架案。

Carol本身是製片人,用攝影機記錄下大量Budd與Linda的對談;但隨著此案的推進,她卻愈發覺得可疑,懷疑這一切都是場騙局…。

有別以往的外星人紀錄片

過往我看過的外星人紀錄片,呈現方式以目擊者/受害者描述同一事件為主。例如某地區若曾發生幽浮目擊事件,就去採訪仍健在的當事人,再搭配一些重現場景來展現。此法雖穩健,但若看久了就會感到沉悶;且觀眾是單方面吸收資訊,除非案件夠獵奇,很容易失了專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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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tflix紀錄片《蹈火謎蹤:失落的女兒》觀後感:生母的怒與養母的懼

一位名叫Cathy Terkanian的女子,曾在十來歲時產下一女,但因無力撫養,不得不將其出養,期待女兒能夠獲得更好的人生。然而,20幾年後,她收到出養機構的通知,說警方希望能提取她的DNA,與一件無名屍案的死者進行鑑定,因這名死者可能是她當初出養的女兒…。

一個清楚的主軸

《蹈火謎蹤:失落的女兒》和我近期觀看過的犯罪紀錄片有個不同之處:有個清楚的敘事主角,也就是母親Cathy。觀眾在觀看時,幾乎是順著Cathy的時間軸,聽著她憤怒的聲調,跟著她積極的行動。而且,沒有頻繁出現將時間帶到某一年份的時間字幕,讓觀影者跟不上的狀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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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tflix紀錄片《隱形受害者:巴西女球迷命案》觀後感想:死亡的社會評價

雖然我們對於往生者多半採取敬畏的態度,可有時卻仍擺脫不了「社會評價」。這似乎荒誕無據,但Netflix這部紀錄片提供了例證。《隱形受害者:巴西女球迷命案》講述巴西女球迷伊莉莎‧薩穆迪奧(Eliza Samudio)的命案,並藉此揭示巴西社會的大男人主義與歧視女性。

伊莉莎出身貧困,為了出人頭地去大城市打拼。在偶然的機緣下認識了巴西足球門將布魯諾‧費南德茲(Bruno Fernandes),並懷上了他的孩子。伊莉莎原以為遇到真愛,沒想到布魯諾早就結婚;心有不甘的她找上媒體,宣傳自己的身孕。但這種抗爭反而引來殺機,最終孩子雖平安出世,伊莉莎卻消失無蹤,至今仍屍骨不明。

被忽視的受害者

《隱形受害者:巴西女球迷命案》原題An Invisible Victim The Eliza Samudio Case。隱形即是Invisible翻譯過來,雖可能暗指其始終未能尋獲的屍體,也蘊含了另一層次意義:被社會忽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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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幸福綠皮書》觀後感想:真實故事與改編電影的微妙衝突

《幸福綠皮書》是基於真實故事而來。兩位主角分別是亞買加裔音樂家唐.雪萊(Don Shirley)博士以及旅途中的保鑣東尼. 瓦雷隆加(Tony Vallelonga,又稱Tony Lip,大嘴東尼)。描述雪萊博士為了在美國南部守地區巡迴演出,特別雇用了東尼擔任司機兼保鑣;途中的互動,讓原本宛若生活在孤堡內的雪萊,更加了解他的同胞(黑人),同時也反映出那個時代對有色人種的歧視。

真實故事與改編電影的爭議

不過,既然是改編,總會和現實有所出入。其本意並非扭曲現實,而是為了增強戲劇性。畢竟,電影的成敗和收入有關,收入又和劇情拖不了關係。若是完全依據事實,那就是部紀錄片了。以下是《幸福綠皮書》中,劇情與現實的差異,以下是google到的差別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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